投资超1800亿,百家三甲医院开建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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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重修、再建分院——医院的跑马圈地从没有停歇过。后疫情时代加上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为医院的“横征”添了一把火。

据八点健闻不完全统计，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有近20个地区，家医院开启了分院建设潮，新增床位数12.8万，投资金额高达亿。

江苏、北京、上海、山东、陕西、四川、安徽、浙江、广东，成为建分院“狂热分子”。

当安徽斥资70医院滨湖院区时，南京砸下60亿，推进医院新院区，医院高铁新城院区凭借57.5亿，成为为西安市史上规模最大、床位最多、医院。

大建分院的背后是各地新建、改建医院的浪潮：

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十四五”期间要新增病床位2万张，医院达30家；

河南省要求未来五年新增所医院；

西安市规划新增床位数一万六千余张，几乎是西安市现有床位总数的1.5倍；

医院（院区）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逾百万平方米，新增床位近张；

苏州市政府宣布，在“十四五”期间，医院数量要力争增长50%、增至36家，医院要力争新增10家。

地方卫健系统的一位官员指出，后疫情时代，又赶上了十四五的开局，一般情况下，开局投入较多，造成了医院大规模上马的一种感觉。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统筹推进医院建设，无可厚非。握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大三甲们，相比于新建的医院，无疑更有能力、底气，带动区域医疗发展。

但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当老百姓们奔着总院的品牌、名气，涌入当地的分院之后，分院会再次成为基层的抽水机，还是一个医疗均衡发展的桥梁？这将极为考验地方政府管理能力。

扩张——医院的本能

广州增城区，马上迎来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增城院区的开业。这个开放床位张、总投资达20医院，在建院之初的愿景即是是成为——医院，成为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主要分院区之ー。

多院区布局，是近年来“中山系”、“北大系”、“华西系”发展的通用模式。

偏居西南一医院，在乐山建了峨眉分院之外，扩建的步伐延伸至厦门。投资额近30亿的医院，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建一个分院，意味着有更大空间来扩展、调整，对于院长们而言，就像家里添丁一样，总是很欢喜的。

一位上海卫健系统官员直言，上海的优质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区，用地紧张，医院就地扩建成本太高了。主院区发展空间不足，在郊区建分院，医院转型的需求。

国内首医院——浙大二院院长王建安公开表示过，“目前浙大二院解放路院区的面积有40亩。浙大二院用这40亩地为每年来院的万患者服务、为产学研服务。时代在进步，医院将来的发展。”

一旦医疗资源过多集中在市中心，医院门口主干道几乎常年拥堵。疏散医疗资源，也的确成为必然。

扩张的冲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在多种因素混合之下，成为一种潜意识的本能。一位行业人士指出，当医院成为庞然大物之际，组织内部就有内生的膨胀需求，而长期的虹吸效应更刺激了这一欲望。如今，医院收入发展受限、业务激励机制不足等，内卷化焦虑之下，扩张冲动暗潮汹涌。

一位医院院长袒露，医院床位扩大了，自己要是不动，就显得落后了。“大家一直有一种竞赛、互相比的压力。”

随着房地产的高歌猛进，医院配套成为刚需——在南京，江北新区以“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建设全民健康新主城”为目标，豪掷亿元用于医疗机构规划建设。每年新增不低于万元，用于人才引进培养和医疗机构能力提升，着力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

一位基层医保人员提到，医院开分院属于面子里子都合适的事情。有些是院长上门送分院，但是更医院送分院，给地皮甚至是给建设费用，医院去托管，相当于白送。

后疫情时代的政绩观念驱动，更为扩张添了一把火。一位行业人士透露，“大家都知道卫生强基层是根本出路，医院比较容易‘显政绩’。同样的，在DRGs等改革全面落地之前，医院领导也想最后再‘冲量’一次，现在亏得多，正好可以要政策。”

新城区的官员们有自己的见解——公共服务必须先行，不能等到人都去了，再去造公共服务设施。哪怕是不盈利或不能维持财政收支平衡，教育、医疗也必须新建。

地方主政者和院长们一拍即合：地方上有造城冲动，医院分院提高地价；医院经济考核粗放，不细究效益，只追求“走量”。

会不会又一次成为基层抽水机？

医院的扩张潮从未停止。

上一轮的医院扩张潮从5年开始，整整15年内，大医院们挟政策之威，借中国经济腾飞之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速扩张，一座座设备精良规模巨大的“医院”飞速长成。

截至年，拥有超过医院有家以上，更是诞生了被称为“医院”的郑大一附院，这家医院在鼎盛时期有一万张床位。

一位医疗界人士曾经将极速扩张的医院比作是抽水机，源源不断地将整个地区甚至是整个省份的病人，优秀的医生、医保资金“虹吸”入自己囊中。

而真正的社区卫生中心、乡镇卫生院、医院，在病人流失、医生短缺中日渐萎缩。

政策制定者并非没有警觉。

年，国家卫计委近日下发一份《关于控制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的文件提到，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暂停审批医院新增床位。严控医院床位审批、建设标准，以及大型医用设备。严禁医院举债建设。

但医院的扩张并没有因此而按下暂停键。

医院的扩张受限了，医院，或是建分院的形式扩张。

一位离职医生回忆，七八年前，他还在某市医院任职的时候，医院扩张到了郊区，当时院内流传，给银行的贷款，市政府出面帮忙一笔勾销。后来又把总院对面的一所中学并进来，医院，现在又要在另一个郊区再建一个分院。

“郊区患者刚开始数量较少，一个病房可能只有两张床，甚至三张床。如今病人多了起来，也开始往里塞床了。”

年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本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等5个新城至少设置1医院、1家区域性医疗中心和1家中医医疗机构。

五个新城，五所医院，势均力敌。

但上海的政策照搬到了其他省份，却水土不服。一位行业人士认为，上海的优势在于医院众多、且实力不相上下。“上海有6所医科大学，5个新城，可以均衡配备医院。但中国更多省份现状是，医院一家独大，像郑州，如果搞三个新城，但只有一家郑大一。”

尽管一位地方官员强调，政府对于新城区的卫生医疗投入，都是理性的。“毕竟适度规模和管理成本，一定有一个边际成本，它的拐点，医院自己去掌握，政医院规模过于庞大、边际产出效率极低。”

但政府该如何防止医院愈加成为庞然大物，没有一份作业可抄。

医院多区管理已经普遍化了，多数情况下，只有大三甲有能力、有条件、有动力去不断扩张。因为它在整个医疗服务的格局当中，有强大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虹吸、圈地，医院里普遍存在的现状。大三甲们到底是和以前一样，做横向的复制扩张，让它继续虹吸常见病、多发病，还是走内涵式发展，走精细化管理，医院的定位和功能，以及每一个地方治理者的眼光和决策了。”

他强调，“拉长板补短板，优质医疗资源扩容，跟建分院和规模的扩张是不矛盾的。不是说不能建分院，但建什么样的分院，在哪里和你赋予它什么样的功能，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这才是最关键。”在他看来，医院，应该以医学研究为主，兼顾临床服务；新城的分院，则是是临床服务为主，兼顾医学研究。

但一个医院的医生指出了严峻的现状——“医院而言，判断医生水平，通过论文的数量，因为我们没有更好指标来看，对于一个地方政府来说，发展医疗水平，可能最简单的东西，就是建了多少个院区，增添了几张床位。”

更为现实的问题在于，本该以研究疑难杂症为主的大三甲们，仍旧需要跑量，医院正常运转之下。它是否有动力去走精细化管理、内涵式发展之路？

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医院吗？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医疗机构处处长胡瑞荣曾公开分析，当前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存在的较突出问题，是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结构不合理。基于这样的背景，在控制医院规模扩张的基础上，探索医院多院区发展，有利于扩充优质医疗资源。

多位受访者也认同这一观点，但他们抛出了另一个问题，对于整体中国的医疗水平的发展，大三甲们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作用？

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执行理事长蔡江南教授在美国麻州生活过，那是一个距离市区较远的地方，但没有医院。“如果真有大病，开车到市区去看也是可以的。但在国内，正是因为大病、小病，都要挤进医院，这一现状没有改变，才会觉得每个地区都要有一个医院。”他认为，随着我们医改的深入趋势的发展，可能这种做法，会失去它的合理性。

上海一位顶级的神经领域教授提到一件小事，东部沿海某省患者数量多，但那边是没有临床资源的。所谓的临床资源，即能不能转化成科研成果。“在上海，我们的病人是能够转化成医学研究，有更多的病人能为我带来更多课题。”

中国医院们，他们扩张了，病床也增加了，病人数也越来越多，如果医院一样，在做最简单的一些事情，只不过是把这些医生、患者，从一级和二级虹吸到了三级，他们对于整个学术、学科的发展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分院建好了，医疗资源是多了，但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患者的一个可及性没有改善。“即使你有1万张床位，医院仍然需要排两个小时，才能看到一个医生，医生仍旧只给我5分钟时间。”

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徐毓才撰文提到，目前我国医院需要的不是规模扩张，而是布局调整，着力补短强弱，最终目标是布局合理化。短板在哪儿？在基层，在老少边穷地区；弱势在哪里？在基层缺人、缺人才，缺合格的全科医学人才。

仍旧回到开头抛出的疑问——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统筹推进市级医院建设，无可厚非。

但更为现实的问题在于，疫情之后、集采重创之下，医院普遍亏损的情况下，扩建到底能不能有充足资金供应到位？分院建好了之后，到底有没有人来？分院会再次成为基层的抽水机，还是一个医疗均衡发展的桥梁，这极为考验地方政府管理能力。

谭卓瞾｜撰稿

徐卓君｜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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