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人文冯贤亮魔都上海民国江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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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上海：民国江南城镇的社会变化与人生追求

冯贤亮

当一个中国农夫到了一个由电灯照明的市集，看见机器研磨的稻米，商店里卖着罐头食品、脚踏车、机械零件、进口肥皂、短袜或牙膏，他的生活便已开始改变——不仅是他自己的生活，更是他所处的社会。

一、社会环境的变化

相对中国其他地方而言，江南地区交通发达，人口稠密，经济、文化都较昌盛，农村工人的工资较高。江南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很让外地人艳羡，那种“紧张的，进步的，新陈代谢的”生活也引领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乡村市镇经济日趋向城市经济靠拢，在江南经济整体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产生与此相应的生活文明或社会风气，文化生活也在“近代化”，从而使社会系统处于一种动态、开放的状态，而且充满进取性。

大概在年代，长途电话已遍及江南各乡各镇，电灯在各县小镇往往所在多有。这种繁荣发展的程度，时人觉得“较之西北甘各省，真有天渊之别”，“不愧是人间的天堂”。对北方人来说，像乌镇这样的江南小镇，就感觉有北方的二等县城那么热闹了，而且很摩登。

所以于外在表现上，江南城镇的生活风光华美，生活世界有序、安逸，以及“家给人足”的景象，令人向往。例如，苏州人的生活都很会“享受”，饮食衣饰、居室园林，“无不讲究精美”，但若无经济基础和文化积累，也是办不到的。有人谈及吴江县周庄镇的生活，论作是一种“极度的安闲状态”：“老者是茶叙，认真得风雨无阻；少者是烟赌，认真得卜昼卜夜；这种机械的日常生活，不要说榆关的警报，不能改变他的常态，就是天坍下来，也不在他们的心上！”抗战前比较偏僻些的金山县虹桥地方，在传教士们看来，这里的居民“大概都是小康之家，能够自给自足；生活情形比了旁地的农民，要宽裕得多”。

由于经济的发展与交通的现代化，江南地区的人口流动出现了繁密之态。在江苏，人口的移动有两种倾向，一是自长江以北移至长江以南，二是江南各地的则集中于上海。在江南谋生的人群，其分布除大都市外，各乡镇均为劳力小贩、小工匠等。外来移民的职业既卑，又因语言差异，往往为江南土著人所歧视。原籍江南的人们，则多聚往上海，或经商，或劳动；一般的农村人口，多集聚于当地城市谋生。这种人口移动的现象，已属常态，也与国外的情形相仿。

例如，从-年间，在苏南颇具实力的荣氏企业，从2家增至21家，工人数从人增加到人，其中的绝大多数就来自江浙两省的农村。

在吴江县盛泽镇，从事练坊、染坊、快班船、信局等业的，都是绍兴人；经营茶叶、典当等业的，多为徽州人。

湖州南浔镇上的客民同样很多，主要是宁波、绍兴人，从事木匠、石工、蜡烛制度及酿酒等行业；其次是徽州人，以茶商为多；再次为广东人，以经营茶馆业居多。

武康县堪称“浙西最小的一个县份”，西南多山，与安吉、余杭两县交界；东面多水，有通往德清县的塘河；北面与吴兴县交接。在总人口约多人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温州、河南、台州、黄岩的移民。温州人大多做泥水木匠，河南人、安徽人多赖帮工谋生。在武康的九都、三桥埠等地，温州人更有“一种特殊的势力”。

南浔古镇

民国年间，农村的年青人多被城镇的新式工厂所吸引，为了争取新的工资生活，人口的外流成为普遍之态。费孝通就其考察的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论道：

年有32名16-25岁的女青年住在村外，她们在无锡丝厂工作。我在村里的时候，震泽又开了一家蚕丝工厂。村中更多的女青年被吸引到工厂里。本村16－25岁的女青年共有名。80%以上现在村外的工厂或在合作工厂工作。她们就是新的挣工资的人。

在浙江，内地人因为天灾人祸，被迫搬到省会杭州来求生活。在他们眼中，杭州“说不定是遍地铺着黄金的天堂，不愁吃，不愁穿”，生活安逸，美景享受，没有天灾人祸的侵袭，“因为种种虚荣的和物质的引诱，到了他们觉得在故乡感受生活上的困难，或生命上的危险的时候，自然的自动的搬到杭州来了”。

除上海城之外，江南地区一般县份的人口密集程度都很高，占全国第一，约有三百万人。其中人口数在20万至30万的，有苏州、无锡与常州（武进）三个城市，规模不小，聚落在江苏省内相对最密。下属乡村的每一个镇集，人口数一般也多于淮北的县城，文化发达，乡农生活优裕。像镇江县下辖的大港镇，在县城东四十里，并不有名，因滨临长江，形势险要，居民居然有2万多，规模不容小觑。

与苏南相仿，浙西杭嘉湖地区的人口同样繁密。丰子恺描述过这些水乡的人文地景：“倘从飞机上俯瞰，这些水道正像一个渔网。这个渔网的线旁密密地撒布无数城市乡镇，‘三里一村，五里一市，十里一镇，廿里一县。’用这话来形容江南水乡人烟稠密之状，决不是夸张的。”

有的学者将至年间的中国城市，按人口数量规模作出体系等级的区分，涉及本章中所言的江南城市，数量上还不多，但都属于所谓的“大城市”了。主要罗列如下，以作比较：

①大于万：上海；

②－万：南京；

③50－万：杭州；

④20－50万；苏州、无锡、镇江；

⑤10－20万：常熟、嘉兴；

⑥5－10万：松江、青浦、常州、嘉定、江阴。

因此，如果从“城市化”或“都市化”的角度来看，江、浙地区在全国的地位很高。以嘉兴城而言，急剧的都市化作用发生其实较晚。在民国初年，城区人口仅有4万；到年，已增至10万余人。造成这样人口增加了1.5倍多的原因，在于沪杭铁路的通车以及该城工商业的繁荣发展。

经济繁昌、产业经营丰富多样的江南城镇生活空间，确实为人们的谋生之途提供了很多的选择，城乡之间、城市与市镇之间、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就越益繁密。

上海外滩

自晚清以来，上海的“现代化”已远超江南地区的其他城市，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上的繁荣带来社会生活上的许多变化，成为了时人所言的“东西两洋交通之冲，为吾国第一商埠”，繁盛之状并不亚于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纽约、德国柏林等。而这些又对江南地区的其他城镇或多或少地产生着影响。可以说，民国时代的江南，完全是以上海为中心了，江南成了上海的江南。以上海发展为中心，以上海经济为依附，以上海生活为追求，是江南在民国时代与以往相较的一大变化。

学界对于民国江南的相关研究就多以上海为主，或者说，上海对于江南城乡的影响，往往着眼于经济产业或港口城市与腹地经济的关联，在日常生活追求与人口流动方面的影响论述颇少，特别是上海市的生活方式与经济发展对于江南其他城乡民众生活影响怎样，具体呈现在哪些方面，以及其间表现出的地域差异又是如何，以往研究中并不是太